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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一种特殊政权形式

发布时间:2021-08-19

  ]所谓“三三制”,即在边区的议会和政府中,“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如果说“豆选”是边区的一种选举方式(见7月5日游有方《豆选年代的中国基层民主》一文),“三三制”则是边区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在媒体铺天盖地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重新审视这一随抗战而来的特殊政治安排也许不无意义。

  所谓“三三制”,即在边区的议会和政府中,“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曾长生心水主论坛先是1940年前后中共提出“在占优势的地区,员在民意机关和政权机关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原则,并在绥德、陇东等县试行,后于1941年初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的指示,从而全面推开。就其实质而言,“三三制”体现的是在特定时空下的有限开放,公民借此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

  不过,本文的主旨不在于去“追寻失去的传统”,而是要探究当时中共何以会有此创举。先交代一层大背景: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中国及其武装由此暂时得到了承认,两党两军长达十年的对抗总算告一段落,中共控制下的苏区也改称特区(边区),红军也改称“八路军”和“新四军”,生存基本不成问题了。非止于此,甫得安生的边区要“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想使“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引自《关于八路军应积极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问题致各军政首长及政治机关电》,《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

  在中共看来,为了救亡图存,必须发扬民意,而为了发扬民意,必须实行宪政,但固守,打压其他进步势力,致使民怨沸腾,民气郁结。为实施宪政,就要彻底修正代表选举法,重选代表,不能再任由党部暗中包庇一切,黑幕重重,贻笑中外。“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引自《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自知向喊话未必会被理睬,好在边区是高度自治的,不妨先做个厉行宪政的模范。

  认为,中国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而“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引自《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选集》第二卷)。中共所要联合的阶级,一是小资产阶级(非党的进步分子),一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于是“三三制”应运而生。

  从中可以看出,“三三制”的创制和实施是有鉴于的封闭做法招致物议腾起民心离散,中共意识到边区的政权性质乃“为全国观感之所系”,表现好了“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而“过左或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当然彼时“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引自《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要胜过对手,要争取民众,正是源于这样的政治竞争压力,关乎一党生存的政治竞争压力,中共才有了“三三制”这一开放政权之举。

  与仅为“历史的先声”不同,民众对“三三制”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因此中共确实下了大气力去推行。阻力首先来自于土地革命时期的支持阶层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对“三三制”多有疑虑:“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没有他们该可以省去多少麻烦!”“让一些坏东西进来看看咱们的主张也好,但为啥要那么多呢?三分之一呀!”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的认识也不尽统一,对“三三制”的理解五花八门,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无党无派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哥老会三分之一”,而这显然都不是正确答案。一些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士绅则不免有些观望:“‘三三制’是不是摆个样子?”(引自《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选举》)来自两个阵营的疑虑都需要消除,其困难可以想见。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中共有时不得不“反保证”,即保证非员当选。1941年选举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凡属党组织有基础的地方,一部分地主、士绅和员的当选,如果不是他们平日为人公正,对群众有好影响,那就是由于上级的指名保证”。如果选举结果已出而员所占位置又嫌过多,就予以改选,或者用退出(员)与增聘(非员)的办法进行调整,直至合乎“三三制”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选举颇有点竞选的意味,边区中央局要求“各分区各县直到区乡都应根据边局将来发布的政纲,定出适应各个不同地区的自己竞选的施政主张”,“县与乡的党的竞选施政主张,则必须简明而具体,并要保证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实现的,即各阶级群众所迫切要求的问题”。

  虽然推行“三三制”也让对部分地区的政权失去了控制,但一方面这种状况很快得到扭转,一方面总体上还是尽在掌握的,“边区党在广大人民中有强固的信仰和联系,工农劳动人民和我们党有着相当长期的管理政权的经验,党是有能力掌握和领导‘三三制’政权政策的实行”。也说,只要使占三分之一的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因此,“三三制”既展示了的开放姿态,又没有稀释对政权的控制力,可谓有面子有里子,客观上则确实拓宽了合法性基础。这点在今天也是不无想象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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